从“三伏贴”想起我和中医相处的日子
方舟子的《三伏贴是种“荒唐的做法”》一文，使我想起了我年轻时患过敏性哮喘时看中医的经历，之中就有文中所说的在三伏天敷贴治疗哮喘。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大房间，好几排长条的撘起来的卧榻，上面铺着草席，我们都被护士告诉要脸朝下，背朝上地躺着，小孩据多，记不起是不是有大人了。按医生说法，敷贴必须是在夏天的大伏天，还要在正午开始，那时拔寒效果最好。在江南一带，梅雨过后，就是伏天了。那是上海最热的天。敷贴用的药是做成一种像饼的形状的湿漉漉的东西，医生说是弄碎了的老姜，中间还放有珍贵的麝香，都是些所谓去寒的。这东西在背部好像是左右对称地要放六个。记不得具体要放多长时间，反正超过四个小时吧。有的人敷贴的地方会起泡，大多数人皮肤会发红，发痒。由于是孩子，家长都陪着，口干了给些水喝。条件好点的，喝大人给准备的西瓜汁。我当时不满十岁，喜欢抓知了。这时看着窗外炎炎赤日，听着知了（蝉）在使劲地叫，却趴在铺上不能动，汗流夹背，形同受刑。这样的敷贴每年一次，一共连续了三年。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发生的事。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是有名的上海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稍后这地方改名为曙光医院，仍然是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院中的主治医生，都是中医学院的教授或副教授。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该医院有一个哮喘专科门诊，每周只有对外一天。负责的医生叫徐小舟，一位很和蔼的人。由于我的症状比较严重，且典型，似乎成了徐医生的研究对象，他嘱咐我按时就诊，每次是事先预约好，那就不用排队了。我持续地就诊有好几年，好像是每两周一次。
我是比较典型的过敏体质，大约一，二岁开始，满头发出“奶癣”，被父亲戏称“小瘌痢头”。据说当时有一位有名的小儿科医生告诉母亲，这孩子将来可能会有气喘病，不幸被他言中了。四岁左右，我开始发哮喘，从此一发不可收，直至二十多岁。我的哮喘的发作，一年中，除了夏天，几乎没有大的间断。上海的气候，每年九月中旬，通常会有一场秋雨，雨后天气立马转凉，人们穿起了长袖，我的受难日就开始了。有时哪怕是一小小的诱因，譬如棉被的花衣纤维，都会引起发作，有时根本没感到是什么原因。先是一连串喷嚏，眼泪鼻涕，然后就喘起来了。最可怕是闻到新加了煤球或煤饼的炉子的味道，百发百中。一闻到，连眼泪鼻涕都省了，直接就喘起来。回忆起来，当过一个夏天后，正当感觉身体有点小劲，和正常的孩子差不多了，初次发作就来了，身体忽而就像被掏空一般。我的国庆节不是在医院，就是坐在家里床上度过的。诱发哮喘的原因各人各样。有一次看病时碰到一个病友小女孩，她妈妈告诉我们，一次家里买了大闸蟹，蒸熟后女孩馋不过，偷偷掀开一只蟹的上壳，只是闻了那股热气，发作了三天三夜。
五十年代国内还没有像肾上腺素那样可控制发作的药物。每次喘得厉害了，嘴唇，指甲呈较深的紫色，严重时，据家里人说床都在抖动，就不得不到医院去挂急诊。到了医院后，两件事：接氧气和注射胺茶碱（早先还有麻黄素）。胺茶碱，这东西打入身体后，立即就觉得心像要从口中蹦出来，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的舒缓，但是还是比喘得厉害好些。幸好出生在大城市，如果生在缺医少药的地方，还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了。我的哮喘病，给家里必定是添了大麻烦，当时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就像上面写的改向中医求救了。每次看过中医，结果是一大包的草药，煎起来味道不好闻，记得其中总有石膏一类的东西，使药汤似乎变得更稠，喝起来就更难了。当时的第十一人民医院的哮喘专科，还自主开发了针对哮喘的成药，想得起的有鹅颈（气管）粉和用大瓶装的羊肺汤，如今还有羊肺汤极为难喝的印象。现在看来这些药的出笼是源于吃啥补啥的理念。鹅颈这么长，还能透气，鹅的气管定能补气管，吃肺汤补肺，猪肺太普遍，就来个羊肺！后来虽然不去就诊了，徐医生还寄来病情追踪的表格，继续研究我。由于被列为了研究对象，一有新药，还会有通知来。记得曾到医院去打过“鸡血针”和“地龙（蚯蚓）注射液”。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直接注射人体内，有可能会引起致命的过敏反应。
除了在正规的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诊。家里还带我去看过数个“江湖郎中”。值得一记的是去接受一位中年妇女号称的割手疗法的治疗。她的理论是说手掌的皮下内有一块东西，是招致寒气的来源，正是寒气导致了哮喘，如果割除后哮喘就能不发和少发了。之间她拿了一把小刀，还不是手术刀，其实就是钎脚刀（除去脚上老皮用）的那种刀，用酒精一擦，不用麻药，就在我的手掌上划开一个口子，然后用小剪刀剪下一小块发白的肉，还拿给我们看，说就是这招致了寒气。现在想起来那小块白白的东西应该是我手掌的皮下脂肪！另外家里还让我尝试了不少民间的土方和偏方，其中竟有鼻涕虫炒蛋。遗憾的是以上所有的中医治疗，民间偏方都没有对我起作用，到了小学毕业时，由于病情日益严重，不得不终止了我本来就是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读书--休学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情绪都很坏。有一件对我克服患病带来沮丧有重要意义的事不得不提一下。一次徐小舟医生和我谈到了我的哮喘的久治不愈。他说，我看了好多好多的哮喘病人还没看到从小发到老的，将来等你发育之后至少你症状会大大轻减，因此不用太担心，反而是中年后得了哮喘很麻烦，往往会伴随一生。他的话给了少年的我希望和勇气。对于中医的所谓忌口问题，徐医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让我大胆的尝试，不要因为忌口而引起营养上的问题。这番话又让我隐约觉得他是无计可施了。
六十年代起国外开发的肾上腺素喷雾器开始在中国普及，给哮喘患者带来了福音。怀带一个喷雾器，就不必担心即时的急性发作了。后来正像徐医生所说的，大约到了二十多岁，哮喘就不再困扰我了。徐医生如今健在的话应该是九十多岁了。作为医生来说，他敬业，认真，不像今天的那些中医，为了钱，明知无效果，还是让病员掏腰包，而且是药开得越贵越好。中医，包括徐医生在内，他们的悲剧在于在故纸堆里找答案。中医这个行当，早就是穷途末路了，如今成了某些不良者的欺骗工具。现代医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已到了分子水平哪里还有中医的落脚之地？可以说我对中医持怀疑态度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医理论中对疾病因由的那种所谓相生相克的随意附会的说法，更是源于自小所经历的各种现在看来近于荒唐的治疗。
